第八章和谐的家庭
1、幸福的婚姻
一九五七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我结婚了。妻叫刘玉勤，娘家住在我们东边约八华里处的刘和庄。我的亲事是在我七岁那年父母订的“娃娃亲”。
当时，父亲和母亲的“选媳”条件并不高，只是有点特别。父亲提出的条件是：女方贫富无所谓，一定要知根知底，最好沾点老亲。母亲的标准是：身个要高点，会做针线活，最好比儿子大几岁。事情再巧不过了，说媒的人是我的亲姑奶，也就是父亲的姑母，女方和姑奶是同村，同宗，这完全符合父亲提出的条件。妻那年十岁了，比我大三岁。十岁的女孩已经长得像一个大姑娘了，两条长长的辫子，细长的身段。况且织布纺花，做鞋缝衣，什么针线活都会。妻的条件与母亲要求的标准完全对上了号。母亲高兴地说：“女大三，抱金砖。这个媳妇我要定了。”真是天作之合，父母都很高兴。就在定亲的前一天，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折。有人告诉父母，说妻不识字。母亲有点犹豫。可是父亲却说：“不识字不算毛病，咱俩都不识字，不是也过的很好吗？”母亲想了想，觉得父亲说得也对，若娶个识文断字的媳妇，说不定还不好使唤呢！于是我的婚事就这样订下来了。那时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我什么也不知道。在订婚以后二、三年里，也没有见到妻是什么样子。根本不知道“说媳妇”是干什么的。后来，在父母和亲朋的交谈中，偶尔听到妻比我大三岁，比我个子高。还有人说，小两口打架，儿子一定打不过媳妇。大人们说的“笑话”,引起了我的不安。我恍然大悟了：“啊，原来娶媳妇是要打架的。可我打不过她怎么办？不怕，有奶奶呢，奶奶一定给我‘帮锤’”。
在我十六岁那年，见到了妻。她已经十九岁了，身体发育得完全成熟。站在那里，亭亭玉立，宛如出水的芙蓉。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前胸上，仪态端庄秀美。而我呢，本来个头不高，身体发育得又慢，和妻一比较，我感到自惭形秽。无论怎样看，都觉得自己像老鹰抓小鸡时的“小鸡”。越这样想，越感到浑身不自在。虽然当时我已经知道“娶媳妇”不光是为了“打架”。可总觉得自己太弱小了。初次见面，竟连和妻说话的勇气也没有了。同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别看个子小，我是个有文化的人。妻虽然个大，可她是个大老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在这种自卑和自尊双重思想的驱使下，我带上一本书，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说是大，其实个头并不高。繁重的体力劳动，紧张的自学生活，影响了我身体的正常发育。可二十二岁的妻就完全不一样了，体态丰满，娴静端庄，看起来比我成熟，懂事多了。
说是结婚，实际太简单了。因为我们双方的家庭，都极度贫寒，连一点结婚必备的用品也没有。在我那两间茅屋的里间前墙边，砌了一个土坯床，床上一被一褥，别无长物。妻娘家陪送的嫁妆是：一镜一梳，仅此而已。“新房”内无桌无椅，无箱无柜。这样倒也干净利索。结婚那天，不请亲朋，没有婚宴，小鞭一挂，“啪啪”了事。
结婚虽然草率，但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奶奶年近八旬，已经不能再纺花织布；母亲劳累过度，体弱多病，我们也不忍心让她再干活了。两个妹妹正在上学。家庭的生活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和妻的肩上。妻在两个老人跟前，从未大声说过话。端饭送水伺候得周周到到。“贤孝”二字放在妻的身上，一点也不过分。
原来我以为，我和妻之间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双方没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文化差异又这样大，恐怕没有共同语言。不料婚后，妻那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从妻的身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闪光点。
2、贤妻良母
在妻的身上，集中闪耀着中国农村妇女贤孝善良，勤俭纯朴的美德。
我们婚后第二年，即一九五八年七月，妻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我的长子本奇。可惜这个孩子的命运太苦了。孩子还没过百天，“在三面红旗照耀下”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开始了。因为营养太差，妻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就在村干部的催逼下，抱着孩子到西唐河去淘铁沙。为了照看孩子，母亲也跟着去了。
谁也不会料到，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这个幼小生命的身上。一个民工回住处取东西，不小心碰掉了挂在房梁上的竹筐。筐内装满几十斤重的物品。我那可怜的孩子，正睡在房梁下面的地铺上。那筐东西恰巧砸在孩子的头上。孩子当即被砸得鼻脸乌青，昏死过去。母亲从外边回来，抱起孩子边哭边喊。有人到河上把正在淘铁沙的妻喊回来。妻抱起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孩子的小生命非常顽强，在奶奶和妈妈的哭喊声中，奇迹般地又活了过来。可仍是呼吸微弱，气息奄奄。
母亲和妻抱着可怜的孩子，徒步跑了八、九里地，到学校去找我。可我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没有工资的民办教师，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面对孩子的惨状，我们全家人束手无策。好心的王廷壁校长，给了我十几元钱，我们把孩子抱到诊所，请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又开了几天药。因为没有钱，失去了孩子的最佳治疗期。命虽保住了，可是留下了脑震荡的终生后遗症。长大以后，记忆力差，反映迟钝，生活不能自理。直到现在，还得妻照料他的衣食起居。
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毫无怨言，默默地承受着这无法忍受的痛苦。
在那个时期，我们家庭的贫困程度，说来恐怕没人相信。妻在春夏间只有一身衣服，根本没法换洗。只有在晚上孩子睡了以后，脱下来洗洗晾上。到天明不管晾干没晾干就穿在身上。后来学校一个女老师，看到妻穿的实在可怜，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脱给了她。穿的尚且如此，吃的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跟着我过这种穷困潦倒的日子，妻没有一句怨言，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的不满。她每天照常外出上工，回家做饭，伺候老的，照料小的。有一点好吃的东西，她从不沾唇，总是留给老人和孩子。
一九六二年以后，我的三个女儿：淑慧、淑娟、淑凤陆续出生。
这里需要回顾一段历史。
在公共食堂解散以后，农村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公社统一管理，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社员们分成男劳力，女劳力，半劳力等三种类型。每天分别记十分、八分、七分。每十分为一个劳动日。年终统一结算。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两个妹妹都辍学在家，帮助她们嫂嫂干活抓工分，养家糊口。大妹秀荣，天资聪颖，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方城县第八初级中学（校址在方城县陌陂镇）。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地富子女能考上中学的简直是凤毛麟角。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家庭特别困难，她勉强读完初中，就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辍学在家帮助嫂嫂料理家务，养活老小。小妹金荣，也由于家庭原因，仅仅读完小学，就在家参加劳动。
母亲、妻子、两个妹妹，这四个伟大的善良的女性，共同支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堕的极度贫寒的家庭。
由于两个妹妹辍学在家，像男孩子一样出去干活，每天挣得的工分比过去多了一倍。尽管当时工分的单值低的可怜（每十分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最高不到四角钱），但家庭的经济状况总算有了好转。
妻在一九八〇年五月，生下了我们的第五个孩子——小松海。小家伙的出现，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欢乐。
妻的功劳太大了，她一共养育了五个孩子：老大本奇，有残疾不能上学。老二淑慧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教育工作。老三淑娟本科毕业，也在从事教育工作。老四淑凤专科毕业在南阳防爆厂上班。老五松海硕士毕业，现在已参加工作。
妻把善良、聪慧、勤劳、正直的性格传给了孩子们，他们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社会的和谐发展忘我地工作着。
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就是对母爱的最好回报！
3、携手相伴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结婚以后，妻替我承担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务，让我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
这时农村是“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即在全公社范围内的青壮年男女劳动力，实行统一调动，集中使用，大规模地搞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二十三岁的妻，把生病中的孩子交给母亲看管，自己经常出外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大跃进”中，学校走在运动的前列。我那时日以继夜地工作，开会，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家里的老小。在这段日子里，真是苦坏了贤德的妻子。上文中提到，我那生下来未过百天的孩子被砸伤致残，就发生在这个疯狂的“大跃进”前期。
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
这是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妻常常把自己从食堂领到的一份口粮，再均给老人和孩子一点，自己只喝点稀汤，吃点野菜。我偶尔回家一次，看到妻那骨瘦如柴的可怜样子，就心疼得热泪直流。可是妻却没有流泪，反而替我抹去泪水，安慰我说：“没事，你放心，我饿不死。因为一家老少还得我伺候，阎王爷不要我。”听到妻的话，我破涕为笑，妻太善良了。
一九六六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母亲和我在这场运动中，分别挨斗受批，痛不欲生。妻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解母亲，抚慰我那受伤的心灵。鼓励我“想开点，夜再长，天再黑，总有天明见到太阳的时候。”谁说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妻和我是两个文化层次截然不同的人。可是我们的心贴得那样近，我们的感情是那样真挚！我们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共同语言！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国家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
我又重新走上讲台，后来又经过招教考试，转为公办教师。再后来又被聘为小学校长，联中校长。这几年，在我一帆风顺的境遇中，妻还是那个样子：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照料老小，无怨无悔地支持着我的工作。妻从来没有因为我逆境中遭受挫折而冷落我，抛弃我；也没有因为我的成功，地位的变化而在人前蛮横无理，趾高气扬。妻永远是那个样子：慢声细语，见人先笑。只要有人张嘴、借钱也要帮你。
人往往是这样；在上班时间没有看到的东西，退休以后才会发现。过去我没有注意到老伴有什么变化。退休以后，突然发现老伴的个子好像矮了一截子。经仔细观察，原来老伴那直挺挺的腰板，现在有点弯了。有段时间她一直说腰疼，后来医院去检查，经多种仪器检测后，医生告知，是长期劳累造成的骨骼损伤，脊椎变形。服几天药，就会好点，但是没有根治的办法。最好不要干活，好好休息。可是她闲不住，在家里还是不停地找活干。我感到内疚，是我对不住老伴，让她的体质受到这样大的摧残。
随着老伴的腰越来越弯，我的负疚感也越来越大。
为了弥补我的愧疚，只有从体力劳动上替她多分担些家务。在精神上，多给她些安慰。
首先，我学会了烧火、做饭、炒菜、洗碗。接着，铺床扫地，这些杂活我也争着干。看到我一反常态的这样“勤快”，老伴倒觉得有点不适应。她多次制止我干这些杂活，我没有听她劝阻，越干越顺手，所有家务活几乎全包了。只是没有向老伴说明，这样做我是为了“补过”呀！
除了在体力上给老伴以有力的帮助以外，还在精神上多方给予安慰。我给她讲故事，想法逗她乐，让她笑口常开，每天生活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这样做，可以填补多年来在这方面我对老伴的愧疚。
因为老伴不识字，历史知识等于零。看电视有一定的困难。她爱看戏，可是又不懂戏。不仅朝代分不清，连忠臣、奸臣、好人、坏人，“谁和谁一家”也分不清。于是，我先给她介绍剧情，再介绍剧中人物。随着人物的登场，分别给她介绍忠、奸、好、坏以及剧中人物的关系。这样，老伴高兴了。出去串门，有了对媳妇们“吹”两句的本钱。我就经常这样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给她当“翻译”。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老两口也沉浸在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
我和老伴从一九五七年结婚，到现在（二〇一二年），我们已经互相搀扶着，走过了五十五个春秋，足以超过了“金婚”的界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样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和老伴将携手相伴，快乐地朝着光辉的未来继续走下去。
敬请期待下期第九章：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作者：贺进山是社旗县苗店镇老贺庄村小贺庄自然村人，历任教师、老贺庄联中校长、老贺庄小学校长，现退休。年，写诗歌颂党的领导，受过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南阳日报等媒体的报道。贺老师退休后继续笔耕不断，写出个人纪实自传长篇文学《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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