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20日，三星堆遺址新出土的金面具（左）
圖：網絡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學界佔主導地位思想的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在黃河流域，但是，隨着長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遺址發現，學術界對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認識。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認為，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夏商時期已進入「古城、古國、古文明」階段，「是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觀點後來成了學術界共識。
蘇秉琦教授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提到：
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56個民族的先人們，他們活動地域的自然條件不同，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不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就各有特色。
當時，人們以血緣為紐帶，強固地維繫在氏族、部落之中，這樣，不同的人們共同體所遺留的物質文化遺產存有其獨特的特徵也是必然的。
就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來說，到年代，全國各地已發現的遺址數以萬計，早已不局限於—年代黃河流域的少數幾個地點，不少遺址已經過試掘和發掘，其文化面貌呈現諸多差異，已被命名的考古學文化有數十種之多，其中有些文化內涵、分期、年代等都了解得比較清楚，這就為提出區系類型理論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六大考古文化區系示意圖
從全國範圍來看，我可以將現今人口分佈密集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它們分別是：
1.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
2.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
3.以關中（陝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
4.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
5.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
6.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
六大考古學文化區系的劃分最早見諸文獻是在年，這一理論是經過一段很長時間才醖釀形成的。
六大區並不是簡單的地理劃分，主要着眼於其各自的文化淵源、特徵和發展道路。這又集中體現於每一大區系中範圍不大的歷史發展中心區域與各區系內其他分支，即「類型」之間，又有着發展的不平衡性。同時各大區系間還會存在一些文化交匯的連接帶，各大區系不僅各有淵源、各具特點和各有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區系間的關係也是相互影響的。
中原地區是六大區系之一，中原影響各地，各地也影響中原，這同以往在中華大一統觀念指導下形成的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華民族文化先從這裏發展起來，然後向四周擴散，其他地區的文化比較落後，只是在中原地區影響下才得以發展的觀點有所不同，從而對於在歷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
文化區系中的西南區系示意圖
關於四川盆地考古，是從年才有所認識的，此前，考古界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只停留在幾種形制特異的陶器、巴蜀式青銅兵器以及畫像磚之類的文物上。博物館的陳列儘管看起來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畢竟還不能反映巴蜀古文化的全貌和源流。
年，國家文物局在成都召開第一次全國田野考古工作彙報會，給我提供了一次良機，記得那次主要不是在博物館展廳，而是在庫房裏看到了真正的「古蜀文化」，那是在成都市內西門方池街施工工地上撿來的陶片，同時還有廣漢三星堆、月亮灣發掘的平方米出土的一大批陶器。
由此我確信，成都及其附近幾縣從距今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距今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區系。在三星堆遺址最底層挖出來的陶片，年代在距今—年，尖底器在這裏出現早，是巴蜀文化的根。
時隔兩年，在成都市區十二橋配合基建發掘中，又發現距今多年的大面積建築遺址群，其中有四根跨度12米的地樑和夯土「城址」。
十二橋地樑：成都市內十二橋發現的距今多年的4根地樑，跨度12米，這種規格宏大的建築，是成都平原古蜀方國的見證。
差不多同時，在廣漢三星堆又有了驚人發現——埋有大量極具特點的珍貴文物的埋藏坑，其中包括一件2.62米高的銅立人像、1米多寬的突目人面銅器，使距今年的原始文化與距今多年的古蜀、古廣漢文化更清晰地連接起來。
銅立人：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可能與巴文化有更多聯繫，這件銅立人高2.62米，重公斤，是該遺址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年在成都、廣漢召開的座談會上，我對四川的考古學者們講，現在已經抓住了蜀中考古的生長點。近年配合三峽工程建設，在三峽地區開展的考古大會戰中，北大在四川忠縣發掘了一個大遺址，幾萬平方米，面臨嘉陵江，前面有開闊地，很不一般，性質屬巴文化；這個遺址東邊巫山縣出土的商代銅尊，與廣漢三星堆埋藏坑的銅尊有關，可能說明廣漢與巴文化有更多聯繫。可見，四川古文化又可分若干塊。
從區系角度講，四川也不止一巴一蜀。四川是西南地區的重點，曾是周、秦、楚的同盟者活動地區，四川的古文化與漢中、關中、江漢以至南亞次大陸都有關係，就中國與南亞的關係看，四川可以說是「龍頭」。
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對中國古文化進行重新認識，大大開闊了考古學家觀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華遼闊國土上創造歷史的視野，開始了從文化淵源、特徵、發展道路的異同等方面進行考古學區系類型的深入探索，過去那種過分誇大中原古文化、貶低周邊古文化的偏差開始得到糾正，這就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突破，開拓了新的思路。
不僅僅是三星堆考古遺址，幾十年來，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的考古發現，中華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滿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
本文及圖片節選並改編自《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作者：蘇秉琦
出版社：香港商務
出版日期：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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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秉琦（—）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新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考古學「中國學派」的倡導者、北京大學考古學科的創辦人。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曾主持河南、陝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主要遺址的發掘。畢生致力於創建中國考古學的學科理論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派，積極推動考古學的科學普及。
提出了「中國六大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古文化古城古國」「中國古代國家起源三部曲」和「發展模式三類型」等極具影響力的學術理論；其「世界性的中國考古學」，則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走向成熟的代表性論點。
主要學術論著有《瓦鬲之研究》《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等，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遠古部分》《考古學文化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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