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2月22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振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同仁堂”创建于年（清康熙八年），至今已经有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字号。集团旗下的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和同仁堂国药，多年前便分别在上交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截至年６月，全国拥有“同仁堂”门店家，行业整体实力不可小觑。
目前，高振坤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是，一个百年老字号的国有医药企业总经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应该不简单。虽然我们不能妄加揣测，但从医疗行业其他被查的案件来看，大概率可以肯定，与医疗腐败脱不了干系。无独有偶，近日，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也披露了一起类似案件。内蒙古医科大学原纪委书记马仲奎，在年至年期间，利用担任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内蒙古医科大学纪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药品采购、支付货款、人员工作安排、职务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3万余元。其中受贿最大的三笔，是三位药品供应商为感谢他在药品采购和支付货款上提供帮助所送，分别为万元、万元和万元。
近年来，已查处的医疗腐败案，影响较大的还有年查处的广州中医院，从原院长陈某某开始领导层前“腐”后继的系列腐败案。年9月28日，《健康时报》曾发表过一篇《10年起医药贿赂案》的记者调查。记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不完全统计，从年起至年6月，10年间，法院公开审理判决的医药领域贿赂案件竟高达起。不仅数量多，而且西门子、飞利浦等跨国企业；国药控股等诸多国内知名制药企业都卷入“贿赂门”中。广医院原院长供认，曾一次收取西门子广州地区经理金某万人民币的现金贿赂。而据美国司法部文件披露，年至年间，西门子医疗集团共向中国5家医院行贿支付了万美元，从而获得了2.95亿美元的医疗设备订单。
国外医疗产品在中国靠行贿竞争，那么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有资料显示，年至年，全国百强医药企业，有超过半数存在“回扣”问题。在《健康时报》记者的这份调查统计中，国内的国药控股、葛兰素史克、正大天晴等药企，都有通过不同形式行贿的行为。至年，扬子江药业涉及行贿案件共14件。国药控股曲靖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为了医院的药品配送、新进药品以及抗生素药品使用等方面获得帮助，先后12次行贿该院原院长张某某人民币万元。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行贿已经医院的“敲门砖”。
有数据显示，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器（GE）、荷兰飞利浦三家企业，垄断了中国高端医疗设备的70%。大家都知道，医院治病，仪器检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越高端的设备检查价格越贵。医药企业除了医院领导行贿外，还根据不同情况，给业务员10%至30%不等的业务费。无论是以药养医，还是医药剥离，这些外国企业、包括行贿在内的市场竞争成本，医院的医疗腐败转嫁给了每一名患者，由患者买单。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患者享受了国家不同档次的医疗保险，但是，国家的这些医疗保险支出，被非治疗环节稀释，除了让少数人中饱私囊外，等于是做了无效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特别是当前正在完善的“三医联动”，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政府有关部门就会发布多种医保药品大幅降价的消息。可是，这种药品降价的红利，医院的治疗结算单和药店的零售价格上感受到，听到的依旧是“看病贵”的抱怨，看病贵仍然是许多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最担忧的问题。导致看病贵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医疗腐败无疑是其中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医药商业贿赂的重点整治，国家卫健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要点》，将所谓的科研费、统方费、酬劳费、信息费、佣金、赞助费、新药推广费、临床观察费等巧立名目的行为，均定性为商业贿赂。
行贿与受贿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一根藤上的两枚恶果，但是，在整治医疗腐败中，往往对受贿者的惩罚远胜过行贿者，很多行贿者在医疗腐败案中并未成为真正的被告，受到法律制裁，而只是充当了对受贿者的“证人”角色。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或者惩罚很轻，行贿的法律成本过低，无疑使行贿者肆无忌惮，这是导致医疗腐败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目前，药品采购实行谈判机制，医保机构直接面对生产企业谈判“砍价”。这种机制公开透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药品采购中的腐败。但是，看病贵，药价高，除了医疗腐败成本高外，“医药分离”的藕断丝连，仍然存在隐性的“以药养医”现象，医院后，价格便翻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要想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医改的红利，用得起药，看得起病，我们既要严厉打击医疗腐败，也要彻底改革“以药养医”的顽疾。
（此文为“汤计典频”工作坊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您若喜欢请在右下角点一下“在看”，也可以在朋友圈转发。）文 /田声传播音/樊 宁编辑/古 仁审稿/汤 苜原创不易打赏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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