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中华文化是企业文化理论的核心第八章得道复兴中华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未来世界将是文化制胜的时代。文化繁荣才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中华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对东亚以及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巨大。只有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才能得道多助，发展强大企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章选取的文稿是我参加各种研讨会的发言稿和企业文化培训讲义中的部分观点，分享各位，希望有所裨益。
中华文化是企业文化理论的核心
说到企业文化，目前大多数人致力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管理科学的研究，认为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的最新成果，而我认为企业文化的根在中国。中华传统文化是企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核心，在塑造和建设企业文化时，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培育符合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东亚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为世界六大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东北非文化、非洲文化和拉丁美洲文化）中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大的东亚文化的主导文化。
中华文化以儒学、道教为始祖，后改良印度佛教，形成了儒释道相互交融，以人文、自然为核心的人本文化。中华文化的实质就是探讨人和人生的问题。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为人之学，它提倡仁爱，讲“仁、义、礼、智、信”，探讨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提升人生价值和实现人生理想的问题；道家讲自然，讲“天人合一”、“无为而治”，就是要我们合乎自然规律办事，从根本上也就是讲人的生命哲学问题；佛教讲因果轮回，讲人生解脱，讲思想觉悟，讲道德约束，同样带有很浓厚的人文色彩。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尤其儒家的为人之学，更是提倡通过为人，进而为家、为国做贡献，从本质上说，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一种人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
人生价值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智慧、理想、才能的体现与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以至为整个人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人生的价值观就是在人生的一些基本矛盾（如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一些观点、观念与看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就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下面，从这几大矛盾关系中看一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关于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我们人类自身的现实状况与理想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生命价值与生存（道德、人格等）价值的矛盾，说到底，也就是人格与人品的塑造问题。在这方面，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大丈夫。”道家从自然主义的观点出发，也提倡崇高的人格，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所说的匹夫之志、丈夫行为与至人神举，都是古人人格价值的追求，都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与环境下，人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保持自己的人格，这是人类超越自我、天人合一的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当中，古人不仅追求高尚的人格，而且还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生命。在先人看来，当人的生命与道德、人格发生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应服从于道德价值与人格价值，就应该“杀身成仁”（孔子语）、“舍生取义”（孟子语），这样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语）。这样的人，立德、立功、立言，死而不朽，精神不灭，与自然同化，为后人景仰。
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
人与他人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人际关系，包括人伦关系（父子、父母、夫妻、兄弟、姐妹）、亲缘关系（亲翁、叔伯、姑舅、妯娌、娌姨、表亲）、工作关系（领导、同事、顾客）、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在这方面，古人认为人是讲礼义、重情感的一种可塑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孟子认为，人有“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应遵守“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十种道德规范），董仲舒提出用“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来规范人的行为。儒家讲“仁爱”，讲“道始于情”、“仁者爱人”，要求人们“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要“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克己复礼”、“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人与人之间的修养准则和最终目标阐说的很清楚。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人与企业、人与社团、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忠”、“孝”著称，讲“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把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作为每个公民的崇高职责。当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侵害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宋·李清照《夏日绝句》），“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数忠臣义士义无反顾地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在传统文化中，对有关人与社会的群体关系、公私关系以及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与闪光的思想。比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辩证思维以及团体协作意识、人本和谐思想、以义制利观念、勤奋自强性格、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等，“自天子与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出自《大学.经一章》），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与顺应自然、少私寡欲的自然主义本性以及修身立德、敬业奉献的人本主义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在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生存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与自然相互依存，互不分离。按照古人的说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之际”。这里的天，一是指天地间自然万物；二是认为天上有神灵。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庄子说“万物与我为一”，并进一步论述“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在强调“天人合一”、“太和万物”、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同时，主张“与天地参”、“泛爱众生”、“知天命而用之”，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主张“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荀子《天论》第十七），“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山人不敢伐林下木，泽人不敢灰戮，缳网置罩不敢于门，鲴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吕氏春秋》），要求人类应“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庄子·天运篇》），要顺应天地规律与自然变化，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地调节和控制自然的变化，以改善生存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古代思想家有关尊重生命、崇尚自然和保护环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管理智慧。21世纪，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复兴阶段。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加快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人类要生存发展，需要和平共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的仁学与道论，特别是“天人合一”、“内圣外王”、“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我们协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管理企业、治理社会、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解决“和平与发展”等世界哲学发展问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化现象，萌芽于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历经唐、宋、元、明、清，在我国近代的民族工业中迅速发展，并颇有建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非常重视发挥人的精神作用，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忘我劳动的先进模范人物，其中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在我国的石油建设史上，填补了空白，创造了世界奇迹；在管理思想方面，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和“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对待工作，要做到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在场和不在场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的大庆精神，引起了全球企业管理界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