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对《译林》期刊创办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先生的访谈，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关键点及新挑战。主要从三个方面切入：（1）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与现状；（2）中国图书翻译出版中的重要议题；（3）新时代译者与编辑面临的新挑战。他的这些见解与思考，有较强的针对性，对读者会有参考和启发作用。
关键词：图书翻译；图书出版；译者；编辑
访谈人物简介
李景端先生，高级编审，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年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并任主编；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出版《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西方名著，着力打造译林版翻译书品牌。发表各类文章余篇，著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春风》、《翻译编辑谈翻译》、《风疾偏爱逆风行》、《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生情》等。
一、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
与现状
1.张慧玉（以下简称“张”）：作为新时期中国翻译出版事业的拓荒人，您从事翻译出版工作三十余年，见证了中国翻译出版的发展。能否请您从一位出版人的视角，谈谈中国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
李景端先生（以下简称“李”）：年我曾在《中国出版史研究》期刊上撰文，把中国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年，称为“打开窗口”阶段。十年文革期间翻译出版几乎为空白，而改革开放为中国翻译出版打开了“窗口”。年，国家出版局先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名著，来克服当时的“书荒”。接着，在文学翻译出版领域，部分思想开放的翻译家，突破被禁锢多年的“禁区”，开始译介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与流派。《译林》的诞生，更使大批读者包括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和接受反映西方社会现实的当代外国通俗文学。随着思想的解放，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出版也逐步扩大。年1月，经中宣部批准，26家出版社重新开始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三年内陆续出版了64种。由人民文学社与上海译文社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三套丛书的出版步伐加快，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一度多达近二十种。由《译林》杂志发展成立翻译专业出版社译林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和“译林文库”等（李景端《译林》二十年46）。这些都促成了“打开窗口”以后呈现的出版活跃气象。但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拨乱反正的阻力尚存，对某些翻译读物的价值评价存有不同认识，比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翻译出版就遭遇过反复的周折。二是“窗口”打开后的过快发展导致翻译出版市场呈现某些乱象，如对引进版内容把关不严、将不宜公开的书籍公开发行、假用“内部发行”名义来促销等。还有一些书商利用买书号出书，使得低俗、劣质的外国文艺书刊和漫画等一度泛滥，对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
针对上述现象，第二个阶段-年是“整顿调整阶段”。该阶段出版主管部门就翻译出版出台了多项整顿措施。年，新闻出版署查禁了《玫瑰梦》等一批淫秽外国小说，惩罚了买卖书号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通报批评了出版单位跟风出版的“柯林斯热”和“西村寿行热”。年，新闻出版署在全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会议上发出整顿、加强外国文学出版管理的文件，同时组建翻译出版行业社团，批准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的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开展行业交流和自律。经过整顿，外国文学刊物减少到七八家。法律方面，年颁布了《著作权法》，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有效制止了翻译出版某些乱象的蔓延。从翻译出版品种看，相比前阶段，虽进入低谷期，但却推进了行业管理和市场的规范化。
从年开始，我国翻译出版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许多出版社适应了“先买版权才能翻译”的观念，选题质量和出版品种都有提升，在出版老牌丛书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不少新译丛。随着出版业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型，出版社事业改企业，成立股份制公司，实行出版多元化、产业化等等，获得更健康的快速发展。引进版势头不减，对外出版也获得了明显成效。输出图书的门类、选题、形式等都有了新的进展。相关主管部门，还通过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制订“对外出版推广计划”，启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举措，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当前，不少出版社还着力开发少数语种的翻译出版，尽力为国家开展“一带一路”的合作提供服务。（李景端新时期翻译出版32）
2.张：8年以来，根据国家政策，出版社转制逐步进行。这对中国图书出版、尤其是翻译出版有何影响？
李：据我观察，出版社转制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目前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主要体现在市场淘汰机制的作用尚未凸显。一方面，转制后的出版业运转机制依然与市场接轨不足。国外很多出版社都是完全自负盈亏，若不符合市场需求，便会倒闭关门，但在中国，即便转制已经进行了十年，还是很少出现原国有出版社倒闭的情况，有书号制度或书号资源作为依托，即便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也能存活下来。换而言之，市场的竞争淘汰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依然多少“有利可图”，这也让很多出版社避免了被淘汰的命运。以翻译出版为例。首先，传统的世界名著销路一直不错，是图书翻译出版界的“摇钱树”。现在读经典的人不少，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夜灯读外国文学一事被报道后，读外国文学经典又掀起热潮。同时，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受到较多的政策支持。现在国家提倡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计划，在政策上鼓励文学、文化“走出去”。尽管目前“引进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走出去”一直深受鼓励。与政策配套的项目、工程及经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
不难判断，目前影响有限与国家干预、政策导向有关，但随着改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文学、文化交流应该以市场为驱动，应该靠质量获取市场。以韩流、韩潮为例，尽管人们对韩剧、韩国综艺节目、哈韩现象等看法不一，但不得不承认，韩国的影视艺人凭借艺术本身走了出来，并且风靡中国及其他多个国家，而这背后，韩国政府的推动力很小，基本上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现阶段依然享有政府及政策支持，但从长远来看，必须依靠质量走“进”去，走进国外消费者的“口袋”里（李景端译坛论争67-68；李景端走出去倾向33-34）。
3.张：5年，您采访过季羡林先生，在访谈中探讨翻译质量、知名翻译家培养、从政策上繁荣中国翻译出版事业等问题（李景端听季羡林谈翻译30）。如今已经13年过去了，您认为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