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简介：
赵鸣芳，医学博士，六代中医世家传人。擅长治疗妇科病、失眠、抑郁等情志病，尤擅治疗各类消化道疾病。对长期咳嗽、哮喘、偏头痛、眩晕症、鼻炎、鼻窦炎、肾盂肾炎、遗精及牛皮癣等疑难病症的诊治有丰富的经验。在中医药亚健康调理与养生保健方面也有一定建树。
采访笔记：
“药该怎么煎？水没过药面对不对？喝药所用的碗，熬药的器皿应该是哪种？小火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火，以什么为判断标准？我相信，对于这些常识，没有人会教你，因为许多中医医生都不会，而我，从小闻着药味长大，在老家药房里，就已经了如指掌。”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六代中医世家传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赵鸣芳，擅长治疗慢性炎症性疾病，过敏性疾病，病毒性疾病，风湿性疾病等。
和其他中医医生不同，他很少提辨证论治，他主张随证治之，“中医的思维应该是，全面看问题，又能抓住核心。”
“中西医各有擅长，比如，炎症性病症，急性的西医所长，慢性的，尤其是影响到免疫功能的，中医所长；细菌性的，西医所长，病毒性的，中医所长；器质性的西医所长，功能性的中医所长；手术，西医所长，妇科经带胎产方面，中医有很大优势。既要看到中医的长处，亦应认清中医的不足。中医应该扬长避短，中医自身不能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什么都是中医好，盲目迷信中医；一个是对中医没信心，自己看不起中医，这两个都有害，都要不得。”
他对药物的认识绝对与众不同，很大程度来自于岳父，中医名家，《中华本草》总编宋立人，“就一味桂枝，经方中的桂枝与现在用的，就有很大区别，还有很多药，铅丹，生半夏，在不熟悉药性时，哪个敢用？我用生半夏治肿瘤，会用30克以上，把毒药变成良药。”
他说，经常回想起小时候在家里药房的情形，他和哥哥两个，经常帮着把一个个格斗搬到阳光下晒药，平时常把每一个格斗的抽屉都拉开，把一把把药捧在掌心里，用鼻子细细地嗅，“从来就觉得药材好香，好闻。”
闲的时候，父亲会教他写字，就用包药的宣纸，写完了，晒干了纸，继续拿来包药，于是，街上总有行人领着几帖药穿行而过，那纸包上赫然是，甲乙丙丁，赵钱孙李，工整而显得稚嫩的几笔大字。
杏林传人：
过了苏通大桥，一下桥有一个小镇，那里属于江苏省常熟市，镇上有一家经历了几代的中药店，赵鸣芳便在这家药店里长大，闻着一个个格斗散发出中草药特有的味道。“看着格斗里一味味药，试着辨认，帮着抓药，和哥哥一起，嬉闹的身影恍如昨天。有的病人说中药味道难闻，我从来不觉得，我觉得很亲切。”
药店的店主是他的父亲，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赵鸣芳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就捉住他的手教他练字，在文革期间，连书法字帖都买不到，父亲就在包药的宣纸上写好，他跟着描红，好多纸上都被他写了字，字迹干了以后，纸张还是拿去包药，所以经常能看到街上有人拎着细绳捆扎的中药包，一晃一荡，中药包上也许就是一首唐诗，韵味十足。
祖上留下了一些中医书，大部分是很旧的线装书。在很小的时候，赵鸣芳就经常看到哥哥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术茯苓甘草比，益以夏陈名六君，祛痰补气阳虚饵，除祛半夏名异功，或加香砂胃寒使”，门缝里总是传出哥哥背诵这些汤头歌诀的声音……童年的记忆，如早已逝去的那些碎石小路，不过，换来的是赵鸣芳的中医大成之道。
考大学的时候，赵鸣芳对填什么志愿没有太多想法，当时他的分数距离重点大学差了1.5分，家里是主张他学医的，所以他的第一志愿填的是苏州医学院，而南京中医学院是他的第三志愿，后来才知道，那一年是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优先录取，所以就这样到了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学院，师从著名伤寒学家陈亦人教授，主要从事《伤寒论》教学及经方（仲景方）临床应用规律研究。
“虽然是中药世家，但刚进学校，阴阳五行理论听起来如天书，我有我的方法，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要理解，先背起来，记得，慢慢再悟。像四书五经，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意思，学中医也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学中医，要有悟性在里面。”
“其实，除了我自己的祖上好几代开药店、做中医，我的岳父宋立人教授，中医药大家，先后任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组副组长、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主持编写《中药大辞典》、《伤寒论释义》等，是世纪巨著《中华本草》一书的总编，其家六世业医，我就成了六代中医世家传人。岳父的父亲宋爱人教授为‘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执业苏州四十余年，名声遍布苏南诸县及浙北一带，年后调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教师，筹建伤寒温病教研室，年首任伤寒温病教研组组长，亲自编写《伤寒论讲义》，主持编写《新编温病学》，是新中国伤寒温病学的鼻祖，”他说。
精通药性：
说到擅长治疗的病症，赵鸣芳的名片上有长长的一串，他说，尤其是有些难治的病，比如鼻窦炎，好多中医都不会看，治不了的，到他这来治的，大部分能治好，而且不是减轻症状，而是根治，一招根治鼻窦炎。
“治鼻窦炎，我不是按照一般的炎症来治而是看作一种疮疡、脓疡，很多医生会按照，肺开窍于鼻的理论来治，但是，要认识病的本质，还不是一般的清热解毒能解决的，中医里面有一种补血补气，托里排毒排脓的方法，所以，要用托的方法来治。”赵鸣芳经常用的一张方子叫做“四妙勇安汤”，“它的配伍非常有意思，银花、当归、甘草、玄参。银花可能很多医生会用，但是往往不会用当归，而恰恰就是当归最有价值。这个方子是治疗顽固性的，长期的脓疡的。还可以用人参、黄芪、桂枝这些药来托里排毒。
赵鸣芳说，一个好的中医一定要对药性特别熟悉。他说，他对药性的认识，要感谢他的岳父宋立人教授，对他的倾囊相授。“宋立人先生是中药学泰斗，对药性药理特别清晰，我收益颇多。比如桂枝，现在用的桂枝和张仲景《伤寒论》里的桂枝是不一样的，现在用的桂枝，是桂树的细小嫩枝，但是伤寒论上的桂枝需要“去皮”。现在的嫩枝不存在去皮问题，因为很细。所以张仲景说的去皮，是指去掉老皮、糙皮。因为张仲景那个时代，是没有桂枝这个名称的，那时候一种叫菌桂，一种叫牡桂，《神农本草经》里就是这样分的。菌，据考证是粗枝上的，甚至主干上的皮，木质部分去掉以后，就变成一个卷了，这个就叫菌桂。菌桂呈筒状，所以亦称“筒桂”或“牝桂”。而牡桂是枝端上的，比如说一个长条的树枝，靠近枝端的这一段，是尖的，张仲景用的应该是牡桂。这些知识都是从岳父那里学来的，我用药的时候，比如说感冒发烧的病人，需要解表的时候，就用现在的桂枝，用来温阳的时候，会补一点肉桂，或者全部用肉桂。现在很多医生都搞不清楚这些，在认识岳父之前，我也不知道。”
“再比如栝楼，现在知道的只有栝楼皮、栝楼子，全栝楼。那么张仲景用的栝楼实是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栝楼实就是栝楼子，也有的认为是全栝楼。实际上，全栝楼是完全成熟的栝楼，所以皮已经发黄了，只有子跟皮了，栝楼实，其实是指栝楼还没有完全成熟时候的果实。
还有半夏，张仲景用的是生半夏，但是现在几乎都用的制半夏——有的半夏经过很复杂的炮制以后，成了药渣子，没有药性了。但是生半夏有毒，在防治半夏的毒性方面，制半夏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也令半夏失去了很多作用。”
在赵鸣芳认为，炮制也是中医中药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对于个别的药来说，炮制之后避免了一些东西，但是也失去了一些东西。“现在凡是带有一点点毒性的药物，离中医都越来越远了，医生不敢开，药店也没有。比如常用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里面的铅丹，就没有，但是有一些医家研究，发现有铅丹效果很好，没有效果就差了，所以，该用还是得用，中医还有以毒攻毒的方法呢。”
就在采访当天，一个肿瘤病人，赵鸣芳用了30g生半夏，“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因为药典上是不允许的，用量也超了。实际上对中医来说，这些药物的应用和用量，都是影响中医疗效的重要因素。”
中医不宜分科：
赵鸣芳临床诊治范围很广，涉及内、外、妇、儿、口腔、耳鼻咽喉各科，在他的名片上治疗的疾病，近三四十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不孕不育的，有脸上长斑长痘的，有小脑萎缩和“冰冻人”正在长治调理的。“治愈过尿路感染的九旬老人，也治好了才五个月大的癫痫症的小毛头。”
赵鸣芳认为，中医不需要也不应该象西医那样来分科。“现在的中医，一方面要求注重整体，但另一方面却在走“精细化”的西医之路，跟在西医后面科室越分越细，不仅仅有内儿妇外各科，而且内科还分呼吸（肺）、泌尿（肾）、心及消化（包括脾胃及肝胆）。这些分科已失去中医特色。”
在他看来，过度的分科会束缚中医的诊治思路，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征之一，脏腑、经络、器官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藏象学说中脏腑不是简单的解剖概念，而且还是功能单位。如肾脏不单单是生成尿液排出代谢产物，而且还有肾主骨、肾开窍于耳、开窍于二阴、肾华在发、肾之志为恐、肾之液为唾的内容，更为重要的，还有肾主藏精、主生殖等，所以如肾炎、肾衰竭、骨质疏松骨折、耳鸣耳聋、泄泻、脱发白发、恐惧焦虑、唾液过多过少以及阳萎早泄、女子不育以及发育不良等疾病，中医都是通过治肾来治疗的。但按现在的分科，上述疾病分别要找肾科、骨伤科、五官科、消化科、皮肤科、精神科、口腔科等不同的科室治疗。
“如果单一的病，那去找相对应的科室治疗也罢，但如果一个病人既有小便少，又有骨质疏松、耳鸣耳聋，还有泄泻、唾液过少等病，难道让这个病人在多个科室轮替治疗？很多老年人是多脏器病变，分科如此精细，那又如何应对呢？中医的五行学说强调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有许多疾病并非局限于一脏一腑，脏腑之间会相互影响，如众所周知，咳嗽是肺病，但《内经》还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不但有肺咳，还有肝咳、脾咳、肾咳、膀胱咳等。如果是肝咳、脾咳、肾咳、膀胱咳，是找呼吸科还是找肝胆科、脾胃科、肾科去看病呢？”
赵鸣芳倡议，好的中医应该做全科医生，可以看各科的病。他说起神医扁鹊，十分崇敬，“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意思是说，老百姓所担忧的是生病多，而医生担忧的是治疗疾病的方法少。扁鹊非常了不起，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而变。”其实，赵鸣芳诊治疾病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城市里主要看慢性炎症性疾病、颈椎病；在农村，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来求治，避免了手术治疗；在青少年病人中，他看了大量的过敏性鼻炎；外出会诊大多是严重的心、肾功能衰竭及恶性肿瘤等严重疾病；在国外，他看了大量的过敏性哮喘、湿疹、牛皮癣及抑郁症。“中医不宜分科，好的中医更不需要分科。”他说。
中西医各有长处：
一些海外教学和医疗的经历，让赵鸣芳看到海外华人地区与内地对中医研究的差别，他去过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也去过欧洲，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与内地不同，那些做中医工作的，不能做任何西医的工作，不能开一味西药。但是内地，可以开中药，又可以开西药。表面上看，中西医结合对中医是有帮助的，但是实际上，这样所谓的结合，对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都是害大于利。”
他认为，从理论上来说，中西医方法及药物各自发挥优势，在病人治疗上的结合，是最为理想的。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往往做不到那种理想化的中西医结合。一个中医，可以开中药，又可以开西药，既用中药，又用西药，对于病人来说，是治好了，但对于医生来说，这种效果是来自于中药呢，还是来自于西药？或者是中西药的配合使用的结果，也就是两种药物都起到了作用，但这种作用中，中药所占的比重究竟是多少呢？这些都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既便中药在该治疗中没起多大作用，甚至没有一点作用，作为医生根本就不知道，中医就失去了钻研的方向。再有很多中医在中西医结合的幌子下，治病开中药只是敷衍，实际是在做西医，也就是完全靠西医养家糊口，根本就没有要提高中医水平的动力。中医不钻研中医，长此以往，这样的中西医结合不可能发展中医，只可能葬送中医。
“单靠中医来治病的话，没有效果还会继续钻研，医生的水平是在逐渐提高的。境外的中医只能开中药，中医药是他们的生存的依靠，必然要不断钻研中医学术，不断提高中医药水平。”他坦言，医院“门庭若市”是一种假象，以中西医结合之名，行西医之实。“所以很多有识之士直截了当地说：中医院不姓中而姓西。中西医结合，从政策层面或者出发点来说是好的，但在实践过程具体操作上容易变味，结果会很糟糕。”赵鸣芳对中西医结合评价，套用一句流行语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结局会塌架”。
在临床上，赵鸣芳不开西药，甚至很少用中成药，但他并不反对西医，也不反对西药，他反对的是中医不钻研中医药而动辄使用西药，竭力推崇“中医将西医为我所用，衷中参西，与时俱进”。“在实践过程中，中西医结合容易走偏走歪，两套理论自成体系无法结合，用西医来研究中医，无法改善中医，只有改变中医，结果就是中医变成西医。”
但即便如此，赵鸣芳认为，中西医学并非完全对立，中西医是可以交流的，西医可以为中医所用。中医原本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吸取其他医学科学的内容，不仅仅许多药物来自国外，很多理论也是受西方医学的影响。但近几十年，中医学内部将“辨证论治”模式固化，以辨证论治解释为通过观察症状、分析归纳出一种病理机制，然后围绕此一病机确立治疗方法，再以法统方，处方用药。将辨证论治的“证”偷换成“病机”概念，再将此辨证论治代表整个中医学的诊疗模式。由于病机讲的是寒热虚实，但西医的一些检测指标，无法纳入此体系，所以中西医学就格格不入。“其实，中医的辨治模式除了辨病机的辨证论治，还有一种是随证治疗。随证治疗和辨证论治一样，这是两种中医诊疗模式。”
赵鸣芳解释，“随证治疗”模式来自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里就恢复了“证”字的本来面目，“证”是以症状（包括客观体征）为主体的一切处方用药的证据。“随证治疗”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很多西医的检测指标可以纳入此“证”据项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诊疗内容，也使治疗具有针对性，提高了中医学诊疗效果。
业界认为，赵鸣芳的这些学术理念很有特色，临床诊治思路别具一格，诊治胆略高人一筹。“我是中医药的捍卫者和实践者，但并不排斥西医，而且还努力学习西医，在攻读中医博士研究生之前，还专门用一年时间医院进修西医临床。这一年不但学到西医学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从更高的位置认识中医学，既能认识中医的优势，也能认识到中医的不足。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哪些病种适合中医治疗，这个要搞清楚。”
在赵鸣芳看来，炎症性的疾病，急性的，以西医为主。慢性的，尤其是影响到免疫功能的，中医更有优势。在感染方面，细菌性的，西医为主，病毒性的，应该用中医。器质性的西医所长，功能性的中医所长，“还有手术。华佗时代就做手术了。但是西医对于解剖的认识比中医要精细。手术的病，应该还是找西医看。而妇科经带胎产的一些病，中医是有优势的。我名片上的那些病种，中医都是有优势的。”
他非常反感两个极端：一部分中医，已经没有自信心了，好像中医什么都不行，都是西医的天下，医院工作的，中西医一起用，单用中药看不好病；还有一个极端是盲目迷信中医，中医什么都比西医好，可以包打天下。
问答实录：
唐晔：您从小在药房长大，都学到那些童子功？
赵鸣芳：“水少一分不好，火缺一刻不够”。就拿煎药来说，先说水，好多药店说明书上写煎药放多少水，但是，有的说三碗水，又有的说水要没过药面，那么，如果是用经方，药非常精炼，都是饮片，没有草药，过药面那就只有一杯水，怎么算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煎药砂锅大半锅水。我们现在自煎的药一般煎两次（头煎二煎），也有一天药就煎一次的。煎一次的水量稍要大一点，而分两次煎的每次煎用量适当少一点。当然对于药量特别多尤其好多草药的，一般的煎药锅放不下，那要换更大的锅，放更多的水。
还有一个是，武火文火怎么确定。武火就是大火，文火就是小火或微火。大火烧开好讲，但是小火的标准怎么定呢？以火苗的标准很难把握的，正确的应该是，大火烧开之后，盖子不完全打开，也不完全继续盖着，而是打开一半，要保证药汤继续滚开，但是又不会溢出来，这才是所谓的大火换小火。如果火太小汤不滚，那么药性就煎不出来。还有煎药过程中每隔4、5分钟要搅拌一次，对于这一点，现代实验研究证明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小的时候，帮着父亲煎药就懂了其中的微妙。
唐晔：有没有您特别中意的一味药？
赵鸣芳：用药到不中意哪一味，就我所用的药物中，柴胡出现的频率较高，柴胡用的多是因为经方里用得最多，《伤寒杂病论》中单单以小柴胡汤主治病证的条文总共有19条之多，这是因为柴胡及其柴胡制剂治疗病证多所决定的。小柴胡汤是一首和解剂，就和解的脏腑来说，涉及肝胆脾胃，和解的病理性质来说，有虚实的和解、寒热的和解、升降协调等等。“柴胡证”很多，张仲景强调“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便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小柴胡汤可以治几十种病症，张仲景的处方中以柴胡为主药的还有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方剂。所以柴胡使用机会就非常之多。日本人用小柴胡汤占到整个中药使用量的四分之一，我们国家对柴胡的认识有偏差，使用不是太高。
误解柴胡是从“柴胡劫肝阴”一说开始的。柴胡劫肝阴之说首见于张凤逵《伤暑全书》的序言中，清代名医林北海将此说讲给他的学生周扬俊，周在《湿热暑疫全书》中提及，后经清代的温病大家叶天士之口说出来，影响广泛深远，不仅温病学家临床少用柴胡，而且许多医家在诊治内伤杂病时也避开柴胡。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江苏、浙江、上海等许多地方所用柴胡是用柴胡的地上部分，而张仲景时代用的是柴胡的地下部分，虽然是同一植物，但不同的部位其所含的药理成分、含量多少以及作用是有差异的，这也得到现代药理研究的证实。我们在临床坚持用柴胡根。我们用那么多的柴胡及其制剂，也未出现所谓的“劫肝阴”问题。
唐晔：您认为，中医发展到现在是退步了吗？
赵鸣芳：不能简单说是退步还是进步，这个问题太大了。但确实，一些传统的东西失去了，对药的理解越来越粗糙了。比如，未成熟的栝楼，在我们的市场上，你都找不到。但是很奇怪，我到新加坡讲学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新加坡的医生说，我们这里有，是从中国进口的。后来我到澳门去讲课，发现那里的药店也有。而整个药物的质量，尤其国内市场，总体而言是下降了。
唐晔：从医三十多年了，您印象最深的病人是哪个？
赵鸣芳：曾经治疗过一个脑胶质瘤的病人，他是我们省法院的一个法官，50多岁，应该是年的病人。医院上班的，开始的时候叫我来抄方，但是他的脑部有三个肿瘤，三个部位，医院的医生，都说不能做手术，就放弃手术了。他自己去镇江找的医生，给他做了一个部位的手术。当时西医给他的判断：三个月的生存期，最多不超过半年。后来一直在我手里看，看了7年，期间又出现过中风、肺炎，都是通过中医治疗稳定下来的。年我到德国去，跟他失去联系了。去年我在商场里面，看到他的夫人，了解下来，在我去德国一年以后，他去世了。
我主用生半夏，对脑部的肿瘤有很好的效果。治疗癌症的作用，不仅用于脑部肿瘤，还有胃肠道的肿瘤。《伤寒论》《金匮要略》里，所用的半夏都是生半夏，用量最大的是大半夏汤，半夏用至2升（相当于现在的克），治疗的“胃反呕吐”类似于现代的胃癌所致不完全性梗阻一类疾病。用了大剂量的生半夏后，发现确实效果不错。用制半夏或小剂量的生半夏就没有作用。
唐晔：您有什么遗憾的时候吗？
赵鸣芳：很多观念，很多法规是对中医的束缚。比如说有毒性的药的限制，我们用经方的，现在都按照常用量来用，实际上降低了疗效。我喜欢小方大量，所以受到了限制。
唐晔：学中医对您的性格有没有改变？
赵鸣芳：多多少少有改变，我就适合做中医。本来就是慢性子的人，中医不能是急性子的人。中医讲究“和”，是平和，是调和，是谐和。快不一定就好，高也不一定就有利，慢不一定就差，低也不一定就不利，关健是要协调。中医有一个特点是整体观念，会让我考虑问题更加全面，不会钻牛角尖。有许多不顺的事我能放下，不会长期去纠结，做中医就是将纠结的问题给理顺。
唐晔：您现在怎么理解中医？
赵鸣芳：以前的“中医”指中等的医生，医生分上医，中医，下医。现代“中医”是相对于西医来说的。我们现在所有中医都离不开辨证论治。辨证论治，首先这四个字的出现大概也就年，真正明确提出来可能还不到年。但是这个模式是一开始就有了，证的含义也发生过很多次改变，变成证型了，后来变成一个病机。现在讲的辨证论治的证，完全就是病机的概念了。把它固化成一种模式了。
中医的诊治模式，后来变成来两种，一个是辨病机的辨证论治，一个是随证治疗。所以我现在一般不随意讲辨证论治。我主张的是张仲景随证治疗。随证治疗就是以症状为主体来进行处方用药，这里面强调证据和药物是一种对应关系。我做了很多研究，想要把历代的相关的诊治内容理清，原来中医诊断的模式怎么细化成了两种，每一代的医家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认为两种模型并不矛盾，实际上相辅相成，如果结合起来，疗效更好。
唐晔：年您的收获是什么？
赵鸣芳：学校做老师，从教学来说，我问心无愧。我会把《伤寒论》原汁原味的教给学生，我上课从来不点名，出勤率比点名的还高。而做医生，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病我能治好。前几个星期，看一个七八年的老胃病，在其他人的手上没看好。医院去抄方说，在这里找某某某等几个医生都没看好，外面的某医生看好了。医院里说，怎么可能呢，医院里。但是病人亲身感受到了，对医生来讲，能治好病人就是最大的收获。
唐晔：年想做什么事情吗？
赵鸣芳：做个好医生是我读大学的初衷，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又多了一个做个好老师的目标。人生应该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做个好医生和好老师是我不忘的初衷和奋斗目标。教学，门诊，外地会诊。有时间就翻翻书，古书新书都看。以前我还经常去古籍书店逛逛。最近都在网上买书，书房已经放不下了。现在是带着问题看书。
唐晔：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还有拿着响铃的郎中走街串巷的，要是回到那个年代，您愿意做个江湖郎中吗？
赵鸣芳：我不排斥江湖医生，虽然我现在是大学的教授，但是很尊重民间的医家。他们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给病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记得填报志愿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说不要求全，将来如果能解决一个病已经很了不起了，江湖医生来说，他就能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科班出身，哪怕是教授可能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可以解决。其实，中医的出身就是民间医生，中医的根还是在民间，还是在临床实践，张仲景的《伤寒论》都是来自民间，为什么要看不起民间医生呢，如果回到那样的环境，我也可能做一位摇着铃铛，走街串巷的郎中。
我们只为传播中医，只为中医复兴而努力。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传承中医经方真谛。分享知识，分享快乐，迈向健康之路。